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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經濟參考報》副總編輯宋振遠:從記錄者到瞭望者、推動者,記者要回答“時代之問”

2021-03-01 15:40 | 來源: 中國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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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年末,又有幾十家紙媒宣布???,沒能看到2021年最初的一縷陽光。這條消息并沒有泛起哪怕是很小的水花,人們對于傳統媒體在新技術賽道被淘汰的現象早習以為常。

  速度領跑、短小優先、娛樂泛化,每天各種社交、新聞平臺變幻莫測的熱搜、熱榜令人眼花繚亂,媒體人的心態普遍“懸浮”。在最短的時間生產最吸引眼球的新聞,被奉為贏得注意力的基本法則。于是,越來越多的記者放棄面對面的采訪以及對文本的反復打磨,靠打電話、梳理現成材料,有的甚至不惜抄襲、洗稿,拼命滿足市場巨大的欲望溝壑。

  “新聞是易碎品”,這句每個新聞學院的學生都耳熟能詳的判斷,如今需要加上一個修飾詞——“非?!?。

  按理說,宋振遠應該在焦慮感最強的方陣里。從業20多年的成長路線,他接受的訓練、建立的理念、實施的操作,全部是最傳統的。他曾為新華社地方分社記者,后來在新華社“新華視點”欄目長期做深度報道,現在擔任《經濟參考報》副總編輯。

  但事實上,面對劇烈變局,他卻表現出同行中少見的從容與淡定。

  我理解,他的底氣來自于他的“?!?。

  他多年深耕三農報道,碩果累累。曾發表過大量深度調查報道,暴力拆遷、野蠻征地、賣糧難……很多具有歷史標志性的熱點話題都曾涉及,不少觸目驚心、沖突激烈的現場都曾抵達。他撰寫的《中國“一號問題”》一書一版再版。

  幾十年沉淀下來,他在頭腦中構建了一座框架穩定、貯藏豐富的“三農新聞館”:其中既有歷史脈絡的四梁八柱,亦有節點與變化的關鍵構件,更有廟堂決策者、專家智囊與草根百姓的人物身影。

  時至今日,這些閱歷與積累,讓他擁有比有聞必錄的“浮萍記者”更犀利的眼光、更寬廣的視野??繒r間與努力積攢的無形資產,令他的新聞生產力持續爆發。

  他認為,互聯網更像一個高速公路,優質內容如高檔汽車,能跑得更快,被更多人看到。他帶著年輕人試水抖音播發的經濟人物訪談,多次成為爆款。他很得意:雖然視頻手段簡單,但腳本策劃、提問明顯有優勢,采訪對象反饋“確實不一樣”。

  直至今日,雖然編務繁忙,但他還保持每年數次的基層調研習慣。每次“到下邊去跑”,依然讓他興奮,感覺被激活。采訪前的做功課、采訪中的交流碰撞,總是令他有獲得感。

  宋振遠堅信優質、深度內容的寶貴價值。他愿意被眾多的普通讀者接納,但更抱有雄心,對抗新聞的易碎屬性,拓展記者的職業邊界,讓自己成為歷史的推動者。他的贏面有多大?時間將給出答案。

  正面宣傳報道:避免“誰寫誰看、寫誰誰看”的尷尬,必須突出國情思維和破題意識

  劉?江:去年是脫貧攻堅決勝之年,我注意到去年4月你在《經濟參考報》發表的《求解貧困地區高質量發展“三難”——安康脫貧摘帽記》,反響很大。這篇報道的緣起是什么?

  宋振遠:選擇安康作為基層調研點不是偶然的,三年來我連續去了三次。一是“脫貧攻堅”位列全面建設小康的“三大攻堅戰”之首,正如新華社社長何平所說,記者要學會把握“國之大者”。二是落實近年來新華社“扎根工程”和踐行“四力”的要求。

  新聞敏感告訴我,安康十分符合作為基層觀察點。它位于南水北調中線、漢江上游,有“一江清水送北京”之說。我發現安康的脫貧攻堅至少有三點值得跟蹤。其一,它是深度貧困區,移民規模近百萬,屬于中央強調的脫貧攻堅的“最后堡壘”。其二,這里建設用地稀缺,產業發展缺乏支撐和路徑,如何破解人地矛盾是一個新發展課題。其三,對于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兩山論”——“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個地方的實踐探索有創新、有深度、有代表性。圍繞這三點,近幾年我連續推出6篇報道,每年都有關注重點和新變化。

  劉?江:正面宣傳是主流媒體履職的重中之重,但一些報道由于內容比較工作化,表達機械刻板,傳播效果并不理想。你的這篇報道是怎么做到“叫好又叫座”的?

  宋振遠:如何創新正面報道、破解“誰寫誰看,寫誰誰看”的尷尬,既是老話題,也一直是新課題。我做正面報道重視突出鮮明的國情特點,以問題為導向,讓正面報道彰顯“沖突感”,在回答“時代之問”中構建公信力,增強傳播力和影響力。

  比如《安康脫貧摘帽記》這個稿子,不是簡單表揚安康脫貧工作成效。切入的角度是揭示他們如何在實踐中回答脫貧攻堅中的幾個核心問題。這樣做,報道的可信度、公信力、參考性就大大增強了。

  正面報道要達到預期效果,必須融入調查研究之中。我寫的正面報道都帶有明顯的調研特點。首先,觀察視角要有歷史跨度,根據不同發展階段劃定觀察坐標,為報道精準定位;其次,要和中央重大決策相結合,簡單說就是“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第三,要有國情思維、問題導向。中央的重大部署在落實過程中肯定會存在一些難題,圍繞如何破解難題進行觀察和思考,就會豐富報道內涵、深化正面報道。

  劉?江:我知道你有不少代表作,比如《關于中國春運的“國情思考”》《小崗“三問——追尋農村改革起點的思考》《房價成本系列調查(共5篇)》等。你堅持多年關注“三農”問題,調研思考農村改革發展的專著《中國“一號問題”》多次再版。你的這種具有歷史跨度的眼光是怎么煉成的?

  宋振遠:新聞是易碎品,要想讓新聞擁有長久生命力,就要打破當下的局限性,讓它具備歷史穿透力。這里重要的是向實踐和政策學習,不斷進行歷史積淀、政策積累。

  有一個報道經歷我記憶猶新。2010年上半年,我去山西報道中煤集團王家嶺“3.28”特大礦難,153人被困,最終115人生還。出發前,時任新華社總編輯何平說,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獲救人員最多的一次礦難,是一個重大歷史性事件,你們一定要寫出“歷史感”,爭取做到若干年后有人研究這段歷史,就一定要找這篇報道。這讓我第一次對“歷史使命感”這個大概念有切身感受。隨后的采寫中,我和同事自覺把歷史上發生的特大礦難納入觀察視野,同時深入挖掘此次礦難的關鍵節點,報道的廣度、深度和穿透力明顯加強,最終以“生命的呼喚”為主題發表長篇通訊,成為當年鎮版之作。

  老一輩新聞人的言行告訴我們,讓新聞具備“歷史穿透力”,記者必須有新聞情懷和歷史責任感。

  登高才能望遠,多年從事“三農”報道的經歷充分驗證了這一點。搞農村報道,就要首先明確“三農”問題在中國的歷史方位?,F在中央為什么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只有用大歷史觀來看待“三農”問題,才能深刻理解“三農”問題,才能更好理解我們這個黨、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看,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從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看,穩住農業基本盤、守好“三農”基礎是應變局、開新局的“壓艙石”。構建新發展格局,把戰略基點放在擴大內需上,農村有巨大空間,可以大有作為。

  劉?江:我們再回到安康調研的話題。出發之前你做了哪些準備?

  宋振遠:我覺得記者的思維方式至關重要。馬克思說,“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做深度報道,記者一定要研究相關領域主要矛盾的脈絡和走向,對階段性主要矛盾心中有底,否則報道容易膚淺、跑偏。

  首先,要精準“接天氣”。我每次采訪都做充分的政策準備。比如,梳理十八大以來精準扶貧的政策脈絡,對相關背景了然于胸。其次,要分析調研對象的共性與個性。安康的特點是深度貧困山區,有的貧困縣“九山半水半分田”,基本上沒有建設用地。第三,選擇和聚焦主題。每次確定調研主題是根據對發展進程變化的把握推進,這樣才有“樣本價值”。

  劉?江:安康報道中“飛地經濟”我印象深刻,是獨家發現嗎?

  宋振遠:這么大規模、有組織、體制化地抓“飛地經濟”,確實是我見過的第一個地方,盡管其他地方零星也有。事實上,當地介紹“飛地經濟”時,著眼點是解決區域之間的稅收分配問題,但我沒有局限于介紹安康做法,而是將這一探索提到解決貧困地區人地矛盾的層面,對其內涵與外延進行了拓展,突出了同類地區的可復制性。

  劉?江:連續跟蹤一個地方的調研方式意義何在?

  宋振遠:不少記者下鄉往往就是把地方材料收集編發,打一槍換一個地方。連續跟蹤一個地方就有了參照系和系統性,對于提升記者敏銳度和判斷力意義非凡。我第一次去安康是奔著縣域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選題;第二次是調研如何破解“兩山論”的時代課題;最后一次調研,聚焦整體脫貧摘帽,既是前兩次的總結又是全新的提升。

  由于積累充分,一旦主題定下來,真正的采寫并不難,因為涉及的關鍵現場我都去過,認識各個層次的人物,拿捏起來駕輕就熟。我覺得一篇3000字的報道,如果其中沒有幾個現場和故事,報道的可讀性、感染力是很差的。

  一些正面報道之所以差強人意,一是陷入歌功頌德的窠臼,另外就是現場和觀點缺乏融合,成為“兩張皮”。在安康采訪,一些基層干部的觀點與我所想一致,但是人家講得更接地氣。這就印證了中央強調踐行“四力”的價值。

  劉?江:做正面報道,采訪對象愿意配合,但往往也試圖控制記者,順著事先安排好的路線和線索采訪,內容比較套路化。你通常怎么處理?

  宋振遠:當記者要培養“話題管理”能力。我與采訪對象的互動,一方面是傾聽,另一方面是引導。報道前,記者必須預先設置關心的話題,有的放矢深入現場交流碰撞,并抓住節點適時引導和調整。做新聞記者,特別是做深度報道的記者,如果老是被采訪對象牽著鼻子走,顯然還需要專業修煉。

  劉?江:正面典型報道的采訪對象通常是政績突出的政府官員,作為實操者,他們的素質與能力都很強。記者如何在思想深度上超越他們,令報道對決策者具有參考價值?

  宋振遠:業界對新聞記者有不少定義,實際上也是幾個特點鮮明的發展階段:從最初的新聞記錄者到時代瞭望者,最后一個階段,就是充當歷史進步的推動者。

  很遺憾,不少記者一直都局限于記錄者的層面,就是通常說的有聞必錄?;蛘呒幢阌羞x擇地記錄,也沒有超出被采訪對象的認知框架。

  我認為,深度報道在采訪之外的功夫不亞于采訪本身。一篇報道成篇時,除了記述采訪對象表達的內容,記者需要傳達進一步延伸的思想、觀點,提出獨到的研判、建言,這樣才有可能成為社會進步的推動者。記者要樹立這樣一個明確的成長路線圖。

  輿論監督報道:先暗訪后公開,讓證據鏈形成閉環,堅守事實監督、科學監督、建設性監督和安全監督“四條底線”

  劉?江:你20多年關注三農問題,其間做了大量的輿論監督報道。印象最深、難度最大的報道有哪些?

  宋振遠:印象較深的是“拆遷之痛”的監督報道。這是中央媒體第一次系統性地報道拆遷問題,此前基本是公開報道“盲區”。當時我們面臨的壓力很大,因為報道批評了上海、南京等多個城市的拆遷問題。

  拆遷專題調研發生在2003年。當時我們發現,地方拆遷像農民負擔問題一樣,上升為基層社會的主要矛盾之一。在南京一起強制拆遷事件中,一名業主點火把拆遷辦燒了。我們到現場回訪,看到房子成為廢墟。當時類似事件頻發,從那時起社會開始反思拆遷征地制度。

  這組報道對我觸動很大。首先是因為揭開了基層社會主要矛盾的“蓋子”,有歷史價值。其次,報道發出后面對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今天說來輕描淡寫,當時還是年輕記者的我感覺是“天大的事兒”,整夜不睡搜集梳理證據鏈,與被批評、被監督對象斗智斗勇。公正會遲到但不會缺席。最后,這組報道引起中央領導重視,對完善我國拆遷法規、妥善處理拆遷問題起到積極推動作用。

  劉?江:你是怎么發現線索并介入的?

  宋振遠:當時我在新華社山東分社跑農村口,感覺伴隨城鎮化進程加快,解決“三農”問題的辦法已在“三農”之外,其中基層正在浮現的拆遷矛盾嚴重損害群眾利益,是一個推動改革的重要切入點。便與上海、江蘇分社記者一起向《半月談》報選題。編輯部召集開座談會,還請了兩位知名專家。

  通過座談,我們對全國拆遷和征地制度的“痛點”有了更深認識。整整跑了一個月,我們強烈感到,東部城鎮化已經處于高速發展階段,拆遷矛盾正在急速積累,一觸即發,如果不引起決策層重視,會像當年加重農民負擔一樣不斷發生群體性事件,最終危及社會穩定和執政基礎。

  劉?江:與其他媒體相比,主流媒體的輿論監督報道應該保持哪些特點?

  宋振遠:任何一家媒體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主流媒體應該始終抓住不同發展階段的主要矛盾。比如,從2000年初期,我把農村問題分成十大類開展調研,每一類都包含了最突出、最典型的問題。新華社的一些報道影響比其他媒體大,就是因為始終關注改革進程的主要矛盾,持續跟蹤、深入挖掘,從而推動了社會進步和問題的解決。

  主流媒體如何做監督報道?我結合這些年的實踐總結了“四條底線”,即堅守事實監督、科學監督、建設性監督和安全監督。

  具體講,事實是媒體的生命,觀點可能不同,但真相只有一個。同時,揭示真相的方法必須是客觀的、科學的,監督報道必須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揭示真相的態度必須是建設性的,監督報道“對事不對人”才有公信力。此外,做監督報道要堅守個人安全底線,這要求記者既要注重人身安全,又要防止被批評對象“圍獵”。

  以《經濟參考報》為例,近兩年來我們策劃一系列重磅“經參調查”,其中2020年推出的“青?![形首富’非法采煤獲利百億破壞祁連山生態”的調查報道,因涉事重大且敏感,編發前我反復給記者王文志強調“四條底線”,并按“風險可控、效果可期”的原則修改完善,提前備好證據鏈以應對可能出現的反調查。最終,此稿引起高層重視,包括一名副省長在內的10多名涉事干部被查處,彰顯了國社報道影響力。

  劉?江:做好輿論監督需要什么樣的環境和條件?

  宋振遠:首先是明確輿論監督的理念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輿論監督和正面宣傳是統一的。記者要“貴耳重目”,不能只當紳士,二者都是新聞媒體的職責所在。我認為這是一個重要論述。

  現在一些領導干部常常把監督報道說成“負面報道”,事實上,任何一項工作都是成績與問題并存,反映問題是很正常的事情。主流媒體搞輿論監督報道,批評不是目的,目的是推動工作和社會進步。記者要敢于直面問題、激濁揚清,同時批評性報道要注重事實準確、客觀中肯。

  其二,新聞單位要完善監督報道支撐體系。有了組織保障,記者才能有直面問題的底氣,才能有理有利有節地斗爭,為黨和人民鼓與呼。

  其三,記者要具備良好的職業素養。監督報道要力爭讓批評對象信服,如果有明顯的硬傷,以偏概全甚至夾帶私人情緒,都難以達到監督效果。

  劉?江:輿論監督報道突出的難點是判斷力,往往涉事者的利益訴求有不同,矛盾如亂麻糾結,記者該如何面對?

  宋振遠:舉個農民工子弟上學難的報道為例。當年,北京市有40萬跟隨打工父母的“流動兒童”,上學成了難題。

  我們采訪了一家打工子弟學校,有2000多學生。他們1994年開始在京郊一片菜地里辦學,曾被迫搬家十多次,校長跟我聊著聊著就掉眼淚。

  我們隨后采訪區教委。開始,區教委領導振振有詞稱,必須取締打工子弟學校,并擺出不安全、不規范、層次低等一大堆理由。聽起來很有道理吧?我就問他,這些學齡孩子怎么辦?義務教育階段孩子上學問題不是政府責任嗎?這位主管領導說應該輸出地政府管,不歸輸入地管。問題是,把這些孩子趕回老家,就由“流動兒童”變成“留守兒童”,遠離父母誰來撫養和管教?

  后來我們找市教委溝通。他們覺得這首先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社會問題,必須正視,急需厘清輸入地、輸出地的責任,同時雙方都應該盡責。接著我們采訪教育部。教育部當時也注意到這個問題,開始調研起草相關文件。

  最終我們推出了一組“北京打工子弟學校調查”的監督報道,并提出了很多改革建議。很快,國家出臺了關于農民工子女上學的政策文件。

  總結來看,記者要善于聽取不同利益主體的多方面意見,進行綜合判斷,得出客觀結論。好的監督報道,調研越客觀,推動作用越大。

  劉?江:三農報道的采訪對象常常是文化程度不高的農民,記者進行溝通和信息搜集時存在困難。你是怎么解決這個問題的?

  宋振遠:首先,任何領域的報道都是有政策門檻的,都需要花點笨功夫打樁基。

  比如,我當年曾暗訪河南、山東兩省虛報農民收入的問題。如果不能對農民收入結構有一個把握,就不能對農民負擔進行測算。他只說了種植收入、養殖收入,其他沒說,你就要追問。但前提是你要有認知框架,哪些是轉移性收入,哪些是財產性收入等。沒有這個概念的話,人家說啥就是啥了。

  其次,記者要對農村改革發展的標志性事件進行梳理。以節點時間、重要事件和事件評價為軸心梳理。這方面的積累越多,對未來的預判就越精準。

  第三個就是要有群眾觀念,要接地氣。到農村采訪,要力爭融入當地的文化和氛圍。比如,不要自帶水杯,穿著也要盡量普通,不要太光鮮,我通常會換上汗衫什么的。核心還是要拉近與農民的心理距離,坐一條板凳、喝一碗水。

  專家型記者:僅有“記者的眼睛”不夠,最好加上“學者的大腦”,“兩者調研法”值得推廣

  劉?江:我理解,專家型記者的特點有二:第一,他要能找到最頂級的專家,第二他能夠跟這些專家對話。我在編輯工作中,常常發現一個不好的傾向,有些記者把采訪專家叫做“借嘴說話”,把專家變成記者主觀判斷的傳聲筒。你怎么看?

  宋振遠:從事新聞工作20多年,我特別喜歡和專家打交道。專家的優勢是研判能力強,這恰是記者的短板。從前搞農村報道比較多,相關知名專家我基本都拜訪過。

  有一次跑城鎮化調研小分隊,我對編輯部領導提出,能不能嘗試讓記者、學者結對一塊兒去調研。后來聯系了時任國家發改委中國小城鎮發展中心副主任袁崇法,我倆一起跑了三個省。

  那次結對調研收獲很大。我發現,專家的調查方式更專業也更科學。同樣面對一個采訪對象,專家關注的是頂層設計問題,思想框架很清晰,提問單刀直入,一聽就是要搭架子;而記者更注重挖掘細節,往往是在細節上不斷追問,容易迷失。調研了20多天,有問題隨時討論,雙方都感到有啟發。

  劉?江:你當時還是個年輕記者,怎么能夠跟一個資深學者形成對話?

  宋振遠:記者的優勢在于掌握大量一線情況,這恰是專家的短板,要善于利用這一點。我那時候工作四五年,有一定積累,從實踐中提出問題,專家就從宏觀上解答,有時我會跟進提煉出更生動的觀點,這樣一來二往,便產生了“思想碰撞”。

  劉?江:實際上我總覺得真正好的采訪是信息交換,而不是單向索取。講講你與學者交往中的難忘經歷吧。

  宋振遠:早在新華社山東分社工作時,有一次濟南開了個城中村問題會議。我看名單上有中國城郊經濟研究會會長包永江,就主動敲門,一位年輕記者對一個基本國情問題感興趣,他很意外。

  我把對他的采訪結合調研寫成有影響力的報道。后來我們交往就更深入了,他給我介紹了很多“三農”專家,特別是當年參與起草中央一號文件的老同志,包括杜潤生、陳錫文、段應碧等,后來像陸學藝等知名學者也成為“??汀?。

  正是在這些“有情懷有擔當”的老專家影響下,我深刻領會了“理論聯系實際”的真諦,并在一些改革發展問題上形成見解和判斷。比如在土地制度改革的專題報道中,我受專家啟發提出變“征地”為“征購”的政策建議。中國的征地拆遷制度,過去的做法是地方政府左手計劃、右手市場。一邊通過計劃手段從農民手中低價征地;一邊又通過招拍掛的市場手段高價賣地。我把這種機制概括為“征地剪刀差”。在此之前,農村長期存在“糧食剪刀差”,農民通過上繳“公糧”和農業稅費為中國發展奉獻巨大。而在城鎮化快速發展中,這種“征地剪刀差”讓農民的付出更是數倍于前。

  在專家指導下,我還在報道中提煉過“農民工剪刀差”的概念。過去媒體曾披露珠三角一些地區的農民工,工資收入10年基本不變。這是一種固化的“農民工體制”,城市只留下他們的血汗,最終把病弱之軀又退回農村,他們無法在打工地享受養老、住房、醫療、子女上學等社會保障,從而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這些年,上述問題有了較大改善,國務院及相關部委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記者的持續報道無疑起到積極推動作用。

  劉?江:聽說你建立了一個農村問題數據庫?

  宋振遠:算不上數據庫,建立了一個“三農”問題框架和資料庫吧,不斷更新。比如,改革開放40年的農村改革歷程,我參考了有些學者的階段劃分,但覺得他們太學術化了,我從新聞角度自己劃分了6個階段。

  劉?江:網絡時代可以隨時查閱材料,個人建數據庫還有意義嗎?

  宋振遠:有意義。越是網絡時代越是信息泛濫,經過篩選的信息才能凸顯價值。信息需要過濾、梳理、抽取的再生產、再加工過程。這就是為什么很多自媒體把篩選、加工、再分發信息,做成一種新業態。

  媒體融合:互聯網只是高速公路,扼殺不了主流媒體的生存空間,反而為主流媒體擴大優質內容影響力、嵌入眾多服務領域提供了可能性

  劉?江:互聯網每天有很多熱點話題,但我見到的關于農民、農村問題的越來越少。你怎么看這個現象?

  宋振遠:必須承認,農村問題的權重有所下降。原因很簡單,40年農村改革已消化了許多階段性矛盾,“三農”問題在內容、結構上已發生很大變化。

  但無論從推動民族復興、應對世界變局和構建新發展格局看,“三農”問題依然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否則中央一號文件不會一直聚焦“三農”問題。從2021年開始,重心轉移到鄉村振興上,但未來5年“過渡期”仍要保持扶貧攻堅政策總體穩定,需要重點關注“返貧”、相對貧困、農村社保等問題。另一方面是“人的城鎮化”問題。城鎮化就是“化”農民,每年1000萬人轉化為市民,現在城鎮化率60%多一點,實現現代化達到80%還需要20年。第三個是城鄉土地改革,還有農業現代化問題。為什么食品安全突出?因為農產品的生產規模很小,一家一戶沒有標準化、規?;膩淼陌踩??

  總體研判,“三農”問題里社會矛盾沖突在減小,但是發展、轉型、現代化難題不是少了,而是比過去任務更繁重??倳洀娬{下一步城鄉融合發展重點在縣域,要讓縣委書記當好鄉村振興的“一線總指揮”,這個怎么破題?值得調研。

  劉?江:除了你剛才說的矛盾有所變化之外,三農問題被涉及少,與媒體的刻意選擇有沒有關系?

  宋振遠:有關系。在媒體艱難轉型的時刻,許多媒體和記者對“三農”問題的關注在下降,農村報道的生產力不足。另一方面,目前互聯網泛娛樂化、過度商業化的特點,指望網絡廣泛關注“三農”這樣的問題,不太容易。

  正因此,主流媒體要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在“三農”報道上生產更多優質內容,更積極地作為?!叭r”問題轉入鄉村振興的歷史新階段,但我們的“三農”報道還沒有真正轉型。比如食品安全、豬周期、糧食儲備和農村“三塊地”改革等問題存在很多隱憂,還沒有得到足夠重視。比如,電商崛起對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物流等全流程的影響、對破解農業“小生產、大市場”的矛盾問題,還缺乏深入調研。

  劉?江:互聯網特別強調吸引注意力,“三農”報道應如何加強傳播力?

  宋振遠:首先,優質內容即便嚴肅,傳播效果往往也不錯。比如前面提到的《安康脫貧摘帽記》,網上采用非常好。再如我以中央一號文件為主線、結合一線調研思考出版的《中國一號問題》一書,竟然一版再版,線上銷售超出預期?;ヂ摼W就像高速公路一樣,基礎設施修好了,上面跑各種車。只要車的質量好,就會跑得快。

  挖掘“三農”報道題材,農村改革開放是一個維度,治理是一個維度,市場是一個維度,圍繞這些不同的維度,傳達有效的政策信息、市場價值、預期信號,都會有很好的采用。換句話說,無論題材如何,新聞產品本身的質量、深度更為重要。

  “三農”報道也面臨轉型升級,原來那種樣式、內容單一的報道沒人看了,但是實踐性、思想性、監督性的報道還是非常受歡迎。

  其次,“三農”報道還是要強調問題導向。我傾向于圍繞中央政策部署設定問題,然后在實踐中求解、回答?,F在當干部的門檻高了,要有所作為必須對政策吃深吃透,非常需要高水平的政策解讀。此外就是熱點、難點的報道,主要是第一時間發聲,滿足受眾需求。

  劉?江:你認為深度的嚴肅報道一定要有視頻嗎?要去抖音、快手開賬號嗎?

  宋振遠:我過去一度認為新媒體與傳統媒體是對立的,即便紙媒轉向新媒體,永遠也是跟著人家屁股后邊跑?,F在我完全轉變了這種觀念。首先,兩者確實是各有優勢,不可替代?,F在我們所說的新媒體,要么是自媒體,要么是像今日頭條、騰訊這樣的平臺。平臺的主業不在內容上,自媒體在內容上缺乏公信力。而新聞機構憑借專業性,批量化生產優質內容的能力依然是絕對優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完全可以“借道傳播”。

  舉例說,《經濟參考報》定位為一個優質內容生產的主流新聞機構,首先自己有微信公眾號,數十萬粉絲,可以率先傳播一圈。其次,新華社的微信公眾號、客戶端、新華網可以繼續傳播一圈?,F在還入駐了今日頭條、抖音這些平臺,可以推送傳播我們的優質報道。雖然紙媒本身的廣告、發行在萎縮,但通過優質內容和多圈層傳播,經參的品牌還繼續保持公信力和美譽度。相應的,經參的經營收入近三年穩定增長,其中一年增長了80%。

  市場倒逼我們轉型搞一些媒體創意服務,但創意服務背后的支撐還是專業調研能力。經參現在的發展有幾個方向:一方面開發經濟智庫服務,承接一些研究課題和項目,深度挖掘和拓展內容價值;另一方面,專門成立了財經短視頻工作室,在抖音這類平臺開設了經濟參考報的賬號。2019年我們聚焦新中國成立70周年,開發了一個“其實我想說”的融媒體產品,采訪了柳傳志、曹德旺等知名企業家,腳本精良、采訪深入,報道分為30秒、3分鐘、8分鐘的不同版本,傳播效果非常好。其中對曹德旺的采訪,在抖音上有3000多萬次點擊量,成為爆款。

  劉?江:你總結生產短視頻的規律有哪些?并請你總結下傳統主流媒體的融合優勢。

  宋振遠:現在平面內容的可視化已經是必選題。為了保證產量的需要,有些環節我們采取了低配的方式,用手機拍。我們發現,受眾有時更關注視頻新聞內容,對畫質的要求并不那么高。腳本的寫作非常重要,必須要研究企業家的人生節點、創業節點,這恰是我們記者的強項。此外,高端媒體技術的運用,要及時借助外力。

  從一般新聞實踐看,文字轉視頻的門檻并不如想象的高,很多企業家反饋說,接受了很多采訪,但還是覺得經參有深度、有價值、有視角、有膽量。

  我通過媒體融合實踐形成了一個新認識:新媒體決不是替代傳統主流媒體,而是倒逼后者迭代升級,為傳統主流媒體實現融合發展開辟了廣闊空間。

  當前,新華社正在聚焦“建設什么樣和怎么樣建設新型主流媒體”這一主題開展大討論,努力在做大做強主流媒體、媒體深度融合發展、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上實現“三大突破”。我們的對策應是揚優勢、補短板、調結構、促發展。特別要強調,在“補”新媒體技術短板的同時,更要“揚”優質內容的生產發布優勢,做到這些,新華社就能夠在“新賽道”上繼續前進。

  劉?江:最后一個問題,我看你的“三農”報道,常常感受到其間有情感的迭宕。你為什么有三農報道情結?這種情感驅動對于一個記者有多重要?

  宋振遠:每個人的行為都是有情感底色的,這決定了思維方式和路徑。我一直堅守“三農”報道不動搖,首先因為出生在農村。1984年山東老家土地承包前,我實際上長期處于半饑餓的營養不良狀態,上高中時常常只能吃地瓜煎餅配咸菜。畢業就職于新華社山東分社農村采訪室,便由過去對農村、農民自發的情感認同,轉為自覺的履職盡責。

  在一線當農村記者時,由于農村改革處于改革開放的核心地帶,這個過程對我的鍛煉成長十分重要,逐漸形成了成熟的國情思維,這種思維成為觀察中國問題的邏輯起點。

  多年實踐告訴我,新聞記者要錨定“一專多能”的成長目標,首先做好“一?!?,持續在一個領域下足功夫,力爭成為專家型記者。否則,記者就像沒有根的浮萍一樣飄來飄去,一輩子忙于“馬后炮”式的記錄,很難完成從記錄者向瞭望者、推動者的轉變,實在太可惜了。只有完成這樣的質變,一個記者最終才會無憾無悔,覺得一輩子搞新聞是值得的。(本文刊登于《中國記者》2021年第2期)

責任編輯: 張澤月
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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